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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華世紀:第一女記者法拉奇》(L'Oriana ,2015)的前三分之一實在一度讓我感到不耐。本片起先主要講述傳奇記者奧里亞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的發跡史,她為了嚮往的理想,竟直闖西貢,對越戰進行第一手採訪。可惜此一大段故事皆能以乏善可陳概括之,無一處值得劃線註記。


甚至一度,我的思緒跳出了銀幕中上演的劇情,推索起片商究竟是基於什麼原因來引進此片。論國人熟知的卡司,沒有;論得獎記錄,沒有;論題材,也沒特別賣相,國內認識法拉奇此人者也是少之又少。後來在IMDB一查,也才曉得原來這是一部義大利的電視電影,我國是繼義大利和法國之後第三個上演本片的國家。到底,這部片有何魅力給片商看到了?竟願引進並安排院線映演?


到了故事終於離開越南,擺脫了一堆莫名熟稔義語的越南人與美國人之後,總算有了個顯著的轉機。





法拉奇來到了希臘採訪詩人亞歷山大帕納古利斯(Alekos Panagoulis),此人先前因行刺軍政府領袖被政府囚禁了五年之久,總算獲釋。法拉奇待他一出牢,便約了訪,這麼一聊,兩人也勾動出了愛苗。此後交往了一陣時日,法拉奇也直言指出了他對情人的看法,說他不是個政治家,只是個詩人。終於,這部電影出現了一個「焦點」,這位帕納古利斯先生的故事,「恐怕」還比法拉奇女士更值一書。


接著,希臘軍政府垮台,深陷惡牢被刑求多年的帕納古利斯當仁不讓的出馬角逐國會議員。本片最撼動人的一場戲即在這之後,帕納古利斯在法庭上對前朝官員提出告訴,並大聲訓斥法官,堪稱擲地有聲的政治宣言。對照也是近期要上映的西班牙電影《神秘沼澤》(Marshland ,2014),兩片不約而同所指涉到的都是轉型正義。


誰能預先料到,《繁華世紀:第一女記者法拉奇》的情節發展,竟有遙指台灣解嚴前後政局的趣味。更有意思的,這位被刑求多年,生性有點風流,熱衷黨外運動,滿腔理想主義的鬍子男──帕納古利斯,不就是希臘版的施明德先生嗎?仔細胡思亂想下去,這部電影還真可以拿來與台灣進行不少相互對照。





反而,本片對法拉奇女士的描寫就失敗許多。例如,她在巴基斯坦直闖女人堆,劈頭訪問起蒙面的待嫁女子,而她們竟也毫不忌諱的以流利的義大利語應答。先不談語言的問題,中東國家普遍女權低落,胡亂對記者發表主見絕不可能(更別說是法拉奇在做新聞的年代)。如編導願意多琢磨一些,讓我們見著法拉奇即便在如此艱困的情境下,還能訪出自己要的東西,那不也更能顯示出她作為大記者的能耐?


本片與《正義辯護人》(The Attorney ,2014)完全是同樣的問題,即看完之後都很難接受這個人竟會是一個了不起的記者/律師。《正義辯護人》把男主角宋佑碩塑造成一個意氣用事,會跟法官對著幹的角色。我們若平心靜氣觀之,大概都很難想像一個律師以如此煽情的辯護手法會有可能奏效(實際上效果也確實不彰)。


這部《繁華世紀:第一女記者法拉奇》的狀況亦然,這部電影實在說服了我主人翁是一位傳奇的女記者,但要告訴我她是「第一」女記者,可是一點不能使我信服。編劇起初提供了線索,說明法拉奇曾在好萊塢打滾過,也許她訪問的直白毒辣就是從那練起的。但像是直接當著何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的面掀面紗等等瘋狂的行徑,其實並不能讓她成為一個第一女記者。莫非她的高明獨到之處,就只有當面對受訪人嗆聲而已?一部傳記電影的拍攝本來就是對一個人的斷章取義,但「斷章」若不得當,取出來的「義」,恐怕也偏失了,當初向人致敬的美意,也給了人扭曲的解讀空間。

後續回家讀了一些法拉奇的資料與事跡,終究也明白此人確是行事狂狷。但她人生所追求的價值與理想,並沒有在電影中被深層的探究,她對女權的意見,在劇中只淪為一種口號式的喊話。編劇家對此人的剖析,僅觸及表層,殊為可惜。若能多著墨一些法拉奇早期在好萊塢的訪問歷程,或許接著下來,能讓故事的脈絡和角色的發展更加順當。使用這種生平簡介式的方式讓故事走,總是有點太過於理所當然。從不知道她憑什麼可以一直訪問各國政要,也不知道她訪問了一個什麼所以然來,然後突然又透過他者之口強調起她的偉大,故事就要收尾了,實在有些令人錯愕。


即便本片對法拉奇女士的介紹不甚完美。但關於希臘革命詩人帕納古利斯的一些篇章,確有可看之處。此角一出場便將法拉奇的氣焰吃去大半,整段故事完全可能抽出來發展成獨立長片,挺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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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影無蹤。翁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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