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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部紀錄片裡的一切影像都是靠反覆排演而成的,那還稱得上是一部紀錄片嗎?由受邀前往北韓拍攝「主旋律紀錄片」的俄羅斯導演維塔利.曼斯基(Vitaly Mansky)所執導的《太陽之下》(Under the Sun ,2015),也許足以翻轉我們對紀錄片的認知。
2012年,導演曼斯基開始與北韓政府會見,商討進入北韓拍攝紀錄片的可能性。經過一番磋商,當局要求曼斯基不得與演員交談,也不得拍攝未經批准的場景,且「故事劇本」全都必須由政府核准後提供。
為了獲得批准,曼斯基決定拋下自己的一切堅持,全然同意北韓的荒誕要求。他以為納粹拍攝紀錄片的大導演蘭妮.萊芬斯坦(Leni Riefenstahl)為範,計畫一方面符合政府要求,同時也不違背良知的以自己的視角紀錄真實的北韓。
之後來到了北韓,曼斯基被要求紀錄「朝鮮少年團」八歲女童珍美一家人。為了達到政治宣傳的效果,北韓當局傾力規劃工廠、街道、學校等一切「場景」,舉目所及的群眾,都是「群眾演員」。就連珍美與父母吃飯的一幕,都得因應現場官員需求,重複來過數此,從坐姿到對白無一得以自由發揮。
曼斯基與攝影團隊以兩張記憶卡拍攝所見,一張交由政府審查,另一張則藏匿起來,成為最終成片的主要素材。為了避免被北韓當局識破,他與團隊成員甚至發明了一系列暗語來溝通。
雖然同樣是真實前進北韓攝製的作品,但本片與丹麥導演麥茲.布魯格(Mads Brugger)執導的《北韓金豪洨》(The Red Chapel ,2009)與澳洲導演安娜.布諾斯基執導的(Anna Broinowski)《小金最高指導原則》(Aim High in Creation! ,2013)卻有明顯不同。差異在於,《太陽之下》未以戲謔的態度看待北韓,視角更為疏離,卻更富有同情意味。
曼斯基的童年與珍美一樣,出身共產黨統治下的蘇聯。蘇聯垮台之後,他致力於拍攝社會主義管制下的政權,先前也曾前往古巴拍攝紀錄片。也許正是因為如此,在曼斯基的導演之下,《太陽之下》呈現更多的是理解,而非西方一貫的譏諷。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配樂,則全然吐露了他對北韓人遭遇的悲憫。
2014年,曼斯基與北韓的協議破裂,北韓不願再讓他拍攝。曼氏遂使用既有的素材剪出了《太陽之下》,並在國際各個影展獲獎。接踵而至的,則是俄國政府批評他致使參與紀錄片拍攝的北韓人面臨生命危險,北韓政府同樣厲聲批判,更對曼斯基提出了「邀請」,希望能跟他重新討論電影剪輯。
曼斯基當然拒絕了。他說:「我又不是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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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部紀錄片,《太陽之下》顛覆了觀者以往對紀錄片的認知。片中記述了數不清的排練重演,就連珍美的父母工作也是重新安排的。唯一真實的,就是珍美的顫抖與哭泣。被要求:「想一些好的事情。」珍美稚氣卻也徬徨地說道:「我不知道什麼是好的事情。」
與其說本片紀錄對象是珍美一家,更可以說紀錄對象是背後掌握權力的北韓政府。有好多時候,你會誤以為自己進入到了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筆下的大洋國。
到底《太陽之下》是一部紀錄片,或偽紀錄片,抑或劇情片,通通不是重點。誠如謝爾蓋.愛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所言:「對於我來說一部電影使用什麼手段,它是一部表演出來的劇情片還是一部紀錄片,不重要。一部好電影要表現真理,而不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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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影無蹤。翁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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