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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人本教育札記344

〔欄位〕特寫

〔標題〕自由的甘甜

〔副標〕專訪金甘蔗理事長蔣耀賢

〔作者〕翁煌德

〔攝影〕陳可樺

 

 

前言

台灣每年影展多如牛毛,選片風格也許大相異趣,不過形式大致相同;簡而言之,就是挑好片給影迷看,如此這般。不過有個影展,卻完全別於傳統,出奇地標榜「現地拍攝、現地後製、現地影展」,顧名思義,放片只是其中一個環節,產製反而成為影展最重要的一環。它是金甘蔗影展(以下簡稱金甘蔗)。

 

知名演員應蔚民的形容大概最貼切,他說金甘蔗是「影像圈的春吶」。與其他以影迷為尊的影展完全不同,金甘蔗的主體是電影工作者,創造了一個工作者彼此得以相互交流的場域。

 

與過往訪問的影展人形象大為不同,中文系畢業的現任理事長蔣耀賢老師沒有刻板印象的書卷氣息,風格可謂豪放不羈,不過出口卻句句成章,條理分明。

 

被問到參加金甘蔗有無任何門檻,他豁達地笑道,歷來年紀最小的參賽導演,只有九歲!何來門檻?至於為什麼展期是八天七夜,他則打趣道:「冬天的南台灣也比較涼,一群人就算住得不好,至少不會覺得彼此很臭。」

 

蔣老師並不是電影人出身,早年他以保存家鄉的橋頭糖廠發跡,成為國內知名的文史工作者。二○○一年,他參與推動了藝術家進駐糖廠的計畫,試圖讓這個閒置空間得以活化,也因此認識了非常多不同領域的藝術工作者。

 

蔣老師憶起當時:「 先前在成大讀研究所,家裡就住在那邊,就組了一個藝術村,雖然主流的商業模式和經營社會比較不重視人文跟藝術這一塊,但那當然是我們台灣很需要被討論與檢討的問題。因為這樣子,我們就做了藝術村,裡面會有各式各樣的人,接觸到的藝術形態也會有很多種。」

 

也因為這個契機,他在此結識了知名編劇柯淑卿,她的作品包括講述二二八事件的電影天馬茶房1999),並曾以該作提名了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獎。二○○六年,柯淑卿再次回歸橋頭,提出了舉辦「編劇工作坊」的想法,希望能邀請一眾年輕人以電影拍攝的視角來看待橋頭糖廠,而不是過往單純的場地導覽。作風一向開放的蔣老師認為不妨一試。

 

沒想到,最後劇本生出來了,大家還是覺得不過癮,便相約在年底一同把劇本給影像化,分為兩組人馬,在四十八小時之內攝製完成了兩部電影。又見糖廠裡面還有一片甘蔗園,便索性砍下甘蔗,上漆當作獎座,當晚就召開了首屆金甘蔗的頒獎典禮。還公開宣布為抗議高雄捷運而搭建的樹屋為「金甘蔗影展全球總部」。

 

像是一場鬧劇般的開場,沒人想到金甘蔗自此一走就是十三年,成為台灣影展界不容忽視的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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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以外來資源創造地方價值

不過對於蔣老師而言,金甘蔗的成立也不完全是歷史的偶然。

 

蔣老師表示:「 這時候成立金甘蔗的原因在於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了,比如說我們以前拍照還要手動調光用快門,現在用手機就可以拍了。電影製作的門檻變低了,工具的方便,讓這一切變得可能。」

 

但要形成一個影展,不能忘記觀眾的存在。被問到金甘蔗花了多少力在對外招攬觀眾上面,蔣老師一語驚醒夢中人:「 當二十個劇組都一起來的時候,其實你就有觀眾了,你自己本身加減就將近五百個人了。加上周邊的工作人員和演員,放映場面就會很好看。」

 

蔣老師還想到如果第一屆能夠在四十八小時之內完成一部作品,那如果給更長期限,肯定會有更多火花,於是便提出了八天七夜的影展構想。不過相較坊間流行的四十八小時拍片競賽,金甘蔗提供如此充裕的時間,不免造成資金上不小負擔,不過,蔣老師對此卻有著明確的堅持。

 

你如果只有四十八小時,就拍片來講,它是一個浮光掠影,你是四十八小時都在工作,完全是一種競技了,像是在打遊戲一樣,你跟那個城市只是掠過而已。但是七天的話,你是會有生活感的。」蔣老師也笑言道:「 而且你們都沒有去過橋頭,老實說現在去橋頭生活七天,在你的一生當中是很短暫的,即便是狗屁倒灶,你也可以忍受。兩百多個年輕人,還會有各種可能產生,包括姻緣都有可能會產生,所以那個連結跟稠密度是比較高的。」

 

然而,蔣老師也同意讓這樣海量的年輕人一下子擠進橋頭,無論吃住都是有待克服的難題。他進一步強調金甘蔗的特色還在於地方的全力動員,影展方也與當地店家合作發行餐券,而且社區居民也往往對於電影拍攝深感好奇,因此相當樂於協助拍攝甚至出演,似乎意味著金甘蔗也真正促進了橋頭人對藝術文化的參與。

 

有一個居民說他爸爸以前在橋頭開戲院,有一個劇組拍了這個故事,後來他爸爸每年吃年夜飯的時候,例行公事,就是拿那部片再來放一次。所以我說影像有一種魔力。」蔣老師繼續說明:「 不過老實講,我很難用CP值來衡量,但是我覺得金甘蔗就像種子一樣,它是會有影響力的,可能不是在當下。比如說我們做環境抗爭,我們當下沒有救下這個老樹,可是在參與的過程,可能有小孩看到了、老人家看到了,他們沒有在當下第一時間回饋,不見得就沒有受到影響。」

 

賣豆花立刻就出去換錢了,文化工作不是這樣子,你偶爾當然會自我懷疑。所以你如果問我一般居民的感覺,我只能從客觀的條件分析,大家的感覺大部分是正面的,因為我們沒有跟他有直接的利益衝突,我們是拿外來的資源來創造地方上的事情。」蔣老師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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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要指導?想都別想!

談到資源,金甘蔗影展的資源又是從何而來呢?台灣現在多數影展都是全然倚靠公部門資助,自然也難逃政府單位「指點」,而不盡然能得到全然揮灑的自由。

 

蔣老師強調,金甘蔗是由民間團體自籌發起,既不是官方編定資源主辦的影展,也非商業性團體。他形容金甘蔗就是「百分之百的自由,百分之百的甜」。

 

雖然蔣老師認為影展有了官方色彩就不純粹,但金甘蔗依然有領取政府單位的補助。對此,蔣老師灑脫地說道:「 我們有跟公部門申請補助,但公部門給我們錢是應該的,因為那是國家的錢啊!」

 

我一開始辦的時候高雄縣政府就很支持我們,希望把它變成高雄縣的特色影展,但是我們要補助只有一個條件而已,你只能掛補助單位,我們永遠都是主辦單位,意思就是說你不能掛指導單位。我沒有指導你就不錯了,你要指導我,你有沒有搞錯?我覺得公部門也要慢慢調整這個觀點,你本來就不是指導單位,指導是一個很威權的想法。」蔣老師接著闡述他的理念:「 老實講,不管地方政府或文化部,我們是一定會跟他們拿錢的,我們的態度是,跟你拿錢是應該的,因為我們本來就在做公共事務,那是國家的錢、公共的錢啊!又不是你掏出來的。我覺得公共政策要試著放手以讓這個土壤可以放大,其實對公部門是好的。」

 

蔣老師也另舉出了某地方影展原先關注創作本身,卻因新官上任,而使影展方向大轉型,打掉先前好不容易打好的基底,他感嘆:「 當電影本身不是目標而是工具的時候,會非常麻煩,因為每個人對工具與達到目標的想像是有落差的,所以電影沒有辦法純粹回到電影,這就是台灣很糟糕的事情,台灣很多東西就是淺碟,總是不懂得累積。」

 

不受官方拘束,也讓金甘蔗走出自己的路。過去官辦活動常見的繁文縟節在金甘蔗完全不存在,果然是百分之百的甜。蔣老師以金馬獎為例,指出這種大型影展活動多少會有包袱,因此很難純粹去思索創作本身,但是因為金甘蔗的非官方色彩,反倒能激發出更多新的可能。過去曾擔任影展評審的電影人王耿瑜、黃明正、陳懷恩等人,都折服於這裡的自由度與開放性。

 

至於在創作題材上,金甘蔗一樣標榜全然地自由開放。被問到過去的創作趨向,蔣老師的觀察也特別值得玩味:「 他們對橋頭總有一個故鄉的想像,裡面可能有一個老阿嬤或者阿公,年輕人好像不容易回來。這是刻板的。一開始會有些虛擬的鄉愁,為賦新詞強說愁。現在很多人就會去談保存,有關舊的東西的消失,或者都市開發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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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先深耕地方,才談得上擴張

只是既然完全是依賴自身力量來支撐,或許難免會有力不從心之時,蔣老師也毫不諱言地承認金甘蔗確實數度面臨斷炊危機。在第七屆時,甚至發生內部鬥爭,金甘蔗差點就此收攤。或許危機也是轉機,當年就在金甘蔗即將斷炊之時,豆皮咖啡館店長劉秋兒提議不妨讓金甘蔗移師到高雄濱海聚落的大林蒲舉辦。

 

回憶當時情景,蔣老師笑說:「 劉秋兒說: 你們怎麼可以倒!我覺得你做的事情這麼偉大!』你知道,遇到這種人就很麻煩,我為什麼不能倒?不能倒不然你來啊!對,所以他就當了那一次的策展人。」

 

於是,金甘蔗在七屆之時嘗試轉移陣地,來到了大林蒲,後兩年又來到了美濃和林邊,嘗試與在地團隊合作,注入這些地方新的可能,直到第十屆才重回橋頭。

 

回來談到今年的策展主題「 雞蛋高」,蔣老師說,其實也是無意間迸發出來的概念。與往年一樣,去年仍然忙到人仰馬翻,幾乎無心再續辦。偶然之下,他與一名頗有熱誠的工作人員聊到了如果來年還要辦,要取什麼名字,對方引用了村上春樹名句:「 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那邊。」提出了「雞蛋高」的理念。

 

追問起詳解,蔣老師無奈地說,近來一直被問,覺得有點厭煩,解讀就交給讀者吧。不過,究竟金甘蔗的精神核心為何,蔣老師不改率性態度,直言道:「 不過很多人講說這是一個社區影展,我會先糾正他,不好意思,所有的影展都是地方影展,有沒有國際化是有沒有向外連結的問題。所以重點不是說它是不是國際影展,而是你要深耕你才能去擴張,金甘蔗影展雖然小,但是它一直在深耕。我覺得金甘蔗再怎麼不重要,都比金馬獎重要啦,因為它至少接近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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