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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人本教育札記342

〔欄位〕特寫

〔標題〕消失中的台灣電影,流逝的台灣記憶

〔副標〕專訪華語數位修復影展策展人林文淇

〔作者〕翁煌德

〔攝影〕Pony

 

前言

兩年間,國內片商逐漸引進一些經典電影進入院線,其中包括《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數位修復版》(1991)、《艾蜜莉的異想世界:數位修復版》(Amélie, 2001)等片。以《牯》片為例,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影迷只能觀賞VHS(錄影帶)的低劣畫質版。如今,數位修復版的推出,對影迷而言絕對是一大福音。

 

究竟何謂數位修復?要探討這個問題就得先回來談一部電影為何會「受損」。由於過去的電影拍攝皆是使用膠卷,其拷貝需要在低溫、恆濕的環境嚴加保存,一旦存放方式稍有不妥,便可能會造成影片本身受損,輕則變色、刮傷,重則發酸、溶解。經過現代的數位技術,保存狀況在容許範圍之內的電影都得以重獲新生。

 

眼見歐美乃至對岸都大砸銀子修復電影,本屆華語數位修復影展策展人林文淇老師屢屢嘆氣。曾任國家電影中心執行長的他打了個比方:「如果將全球各國家投入電影修復的資源來進行對比,我國無疑是三級貧戶等級。」眼見政府與社會大眾對電影修復的重要性一無所知,林老師不感憂心,因為已經絕望。

 

 

緣起

如今談到「經典老片」,許多年輕一輩的觀眾多半敬謝不敏。恰好,筆者在趕赴訪談前,才與朋友聊到了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主演的【岸上風雲】(On the Waterfront ,1954)。友人認為不合胃口,不大能接受,卻又說不出所以然,而這好像也是許多新世代觀眾的共同困擾│有些老電影怎麼就是提不起耐心看?

 

對此,林文淇老師認為這跟電影敘事方式的改變有關。現在的電影往往追求在前十分鐘就必須有澎湃的事件來留住觀眾,追求感官上的刺激、故事情節與人物的鮮明刻畫;而過去的老電影則習慣耐心鋪陳,著重在光影、聲音等影像上的美學。不同世代的觀眾被不同的電影給養成,品味自然大相異趣。

 

作為一個絕對的資深影迷兼電影學者,林老師最初也不是讀電影出身,而是出國攻讀博士之餘,因為擔任一堂電影概論課的助教,而燃起了對電影的熱情。當時啟蒙他的作品包括卓別林(Charlie Chaplin)自導、自演的【摩登時代】(Modern Times ,1936),後來也受惠於金馬興辦的外片影展,讓他得以再開闊視野,最終決心踏上電影研究之路。二○一三年更出任國家電影資料館(現國家電影中心)執行長一職,直到二○一六年卸任。

 

不過談到國家電影中心,林老師卻不感榮幸,而是怨嘆道:「政府不然就不要算了,把它廢了,反正大家就忘了。又要把它擺在那裡,然後要死不活。讓國家電影中心的經費至少先提高到一年兩億,作為一個開始,趕快蓋一個片庫,讓片子有一個好的地方可以被保存,這麼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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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電影與台灣紀錄

林老師對政府的厲聲責難自然是出自於他對台灣電影最深切的愛護,從去年起,他運用了中央大學文學院的資源,發起了數位修復影展,由於今年以華語片為主,則定名「華語數位修復影展」。只是,籌辦該影展無利可圖,幾乎純粹出自於一個電影推廣的心態來執行。

 

這次主要放映的經典華語電影,諸如【神女】(1934)、【小城之春】(1948)等片,都是中國電影資料館進行修復的電影。林老師表示,對岸目前完成修復的電影已逾三千部,一個計畫的經費就是兩億人民幣,相當於我國電影中心二十年的營運經費,而這次影展展映的作品就是陸方長期投入影片修復的成果。

 

回來談到台灣的電影修復現狀,林老師坦言,目前仍有七、八千部電影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由於電影中心的片庫並非專業片庫,經費又少,電影保存狀況難免大打折扣。近年像是胡金銓的代表作【俠女】(1971)和【山中傳奇】(1979)都已獲修復,那還是因為女主角徐楓捐款一千萬元才得以成事。而這筆錢等同電影中心一年營運的四分之一預算。

 

尚且不談五、六十年前的電影,林老師舉出,許多八○年代所拍攝的電影膠卷,包括侯孝賢在威尼斯影展揚名的【悲情城市】(1989)都危在旦夕。不過筆者在此也提出疑問,我國影史發展至今,真正必須被重金典藏的好電影,數量應該也有限。若是一些相較下品質並不出色的作品,難道也有被修復的必要嗎?

 

「沒錯,可能有些電影是粗製濫造隨便拍的。但是你知道嗎?我們現在看七○年代的電影,你會看到七○年代的台北。」林老師進一步闡述:「以國家電影中心修復的【彩雲飛】為例。片子一開始的時候,你會看到男主角跟女配角他們去現在的西門町,那個鏡頭是從高空照,你就會發現西門町那個時候還有一個圓環。就算是不好的片子,它都是當年的紀錄片。你會在裡面會看到很多當時的影像,跟照片是不一樣的,你看到的是一個動態的影像。」

 

林老師舉出台語片的例子,他說台語片當年可能拍了一千八百部,現存只剩兩百部左右,「這些當年可能是你的祖父母看的電影。這個是我們現在所謂的扼腕,很多電影就是沒有了。」林老師又說:「以前我跟一些台語片的明星吃飯,他們大概都七、八十歲了,他們都說自己演的片子當年多賣座。周遊說她演過一部片叫做【鐵樹開花】(1965),她也說當年這部片多賣座。可是現在沒有了,再怎麼講,也,沒有了。她說,我出一百萬,只要有人找到【鐵樹開花】,我給他一百萬。沒有了,沒有了就是沒有了。這就是一個歷史的一個遺憾。」

 

 

不存在的電影教育

然而,並非沒有失而復得的案例。近年最轟動影壇的老片出土,莫過於何基明執導的【薛平貴與王寶釧】(1956),在那個資源極其匱乏,電影片廠由軍營、黨營、公營把持的年代,該片是第一部由台灣民間公司拍攝三十五厘米電影,更是首部台語電影。當時該片上映引發轟動,更掀起了台語電影熱潮。但隨後因為拷貝佚失,世人差點再也無法欣賞到它的風采。所幸在二○一三年被南藝大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師生尋獲,電影才總算重見天日。諷刺的是,現在得見的拷貝並非台語,而是在苗栗巡迴時被重配的客家話版本。不過也聊勝於無。

 

但林老師也坦承,由於民間保存環境多半惡劣,其實對於能否再次創造【薛平貴與王寶釧】的奇蹟,他也覺得機率甚低。最近一個案例,是一名據傳持有台灣首部動畫片【西遊記】的老放映師,未等候政府與相關單位確認,就將之扔進了垃圾車,讓人為之扼腕。林老師認為,無論機會再少,也不能放棄希望,但對他而言,類似事件也傳遞了一個明確的警訊:許多放映師與其子女未察覺到這些拷貝的歷史意義,貿然將之丟棄,說明了台灣電影教育未能落實大眾。

 

「我們的電影教育到底在哪裡?我們的政府看起來好像很重視,可是最根本的,就是我們的小學生在什麼時候會開始知道電影是怎麼一回事?膠卷是怎麼回事?知不知道電影的歷史?台灣以前是怎麼看電影的?法國就做的非常早,他們從小學就開始做。我們的政府說我們這麼關心電影,在教育上完全看不出來。」

 

近年台灣電影人時常感嘆,雖然就票房而言,在【海角七號】(2008)之後已經看似擺脫低谷,但產業本身仍體質不佳。創作深度與國際影展關注度不及新電影時期,產量與觀眾迴響也遠不如六○至八○年代的黃金時期。對此,林老師認為大家埋怨我們台灣拍不出好電影,其實可以從電影教育端來審視。他以冰島闖進世界盃足球為例:「大家突然發現冰島一個三十三萬人的國家怎麼這麼厲害,足球怎麼可以這麼強?你會發現他們的政府基本上在每個學校都安排了一個足球教練,蓋了大量的足球場,從小開始培養,這個就是足球教育。」

 

「回到我們的教材上,我們的大學裡面有沒有研究電影的科系?不是拍電影的,是研究電影的。我們有這麼多的中文系、英文系,甚至有歷史系、俄文系、韓文系,但我們沒有專門研究電影的系。你越說電影多重要,就越顯得一點都不重要。」

 

林老師進一步談到:「我們沒有一個電影研究所。照理來說,訓練出來的人就可以安排到小學當老師,但是我們沒有。假設我現在是台積電,我現在需要一個晶圓片的專家,政府就會安排培育人才。但現在提到電影,我們沒有一個人能把所有的精力放在研究台灣電影上面。所以真的也沒有什麼好太感嘆的,政府不要再去埋怨說為什麼我們拍不出什麼很好的電影,然後金馬獎上沒有台灣電影得獎就在那邊罵。台灣人現在到國外去讀一個電影碩士、博士回來,根本不知道要去哪裡找工作。沒有一個單位是讓他可以去當研究人員的,或者去當純粹的電影老師。這就是我們現在的現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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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之火,熄滅或?

眼見林老師對台灣電影發展現況如此悲觀,不過仍不遺餘力的籌辦影展,是不是仍以推動社會關注電影教育為己任呢?林老師直言道:「沒有用,我跟你說,通通沒有用。這個就是我自己喜歡,然後願意花時間跟精力。你說他會有什麼效用?可能有吧!就是也許可能會有更多人看到。可是我們現在在講的不是那種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的,我覺得星星之火最後就是熄滅。你看台灣影展這麼多,如果辦影展能夠提高台灣全民電影文化的話,那我們現在應該是全世界電影文化最高的。我們影展這麼多,但其實就是一小群人在看。絕大多數的人,就是不曉得為什麼這些電影很重要,他們會說,為什麼你們這些人這麼瘋,一直去看這些可能會睡著的片?」

 

那究竟我們該從何改變台灣電影的困局呢?林老師不禁莞爾,冷冷答道:「除非每個人寫一封信給總統,我覺得只有總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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