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欄位〕人本教育札記342期
〔欄位〕特寫
〔標題〕消失中的台灣電影，流逝的台灣記憶
〔副標〕專訪華語數位修復影展策展人林文淇
〔作者〕翁煌德
〔攝影〕Pony
前言
兩年間，國內片商逐漸引進一些經典電影進入院線，其中包括《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數位修復版》（1991）、《艾蜜莉的異想世界：數位修復版》（Amélie, 2001）等片。以《牯》片為例，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影迷只能觀賞VHS（錄影帶）的低劣畫質版。如今，數位修復版的推出，對影迷而言絕對是一大福音。
究竟何謂數位修復？要探討這個問題就得先回來談一部電影為何會「受損」。由於過去的電影拍攝皆是使用膠卷，其拷貝需要在低溫、恆濕的環境嚴加保存，一旦存放方式稍有不妥，便可能會造成影片本身受損，輕則變色、刮傷，重則發酸、溶解。經過現代的數位技術，保存狀況在容許範圍之內的電影都得以重獲新生。
眼見歐美乃至對岸都大砸銀子修復電影，本屆華語數位修復影展策展人林文淇老師屢屢嘆氣。曾任國家電影中心執行長的他打了個比方：「如果將全球各國家投入電影修復的資源來進行對比，我國無疑是三級貧戶等級。」眼見政府與社會大眾對電影修復的重要性一無所知，林老師不感憂心，因為已經絕望。
緣起
如今談到「經典老片」，許多年輕一輩的觀眾多半敬謝不敏。恰好，筆者在趕赴訪談前，才與朋友聊到了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主演的【岸上風雲】（On the Waterfront ,1954）。友人認為不合胃口，不大能接受，卻又說不出所以然，而這好像也是許多新世代觀眾的共同困擾│有些老電影怎麼就是提不起耐心看？
對此，林文淇老師認為這跟電影敘事方式的改變有關。現在的電影往往追求在前十分鐘就必須有澎湃的事件來留住觀眾，追求感官上的刺激、故事情節與人物的鮮明刻畫；而過去的老電影則習慣耐心鋪陳，著重在光影、聲音等影像上的美學。不同世代的觀眾被不同的電影給養成，品味自然大相異趣。
作為一個絕對的資深影迷兼電影學者，林老師最初也不是讀電影出身，而是出國攻讀博士之餘，因為擔任一堂電影概論課的助教，而燃起了對電影的熱情。當時啟蒙他的作品包括卓別林（Charlie Chaplin）自導、自演的【摩登時代】（Modern Times ,1936），後來也受惠於金馬興辦的外片影展，讓他得以再開闊視野，最終決心踏上電影研究之路。二○一三年更出任國家電影資料館（現國家電影中心）執行長一職，直到二○一六年卸任。
不過談到國家電影中心，林老師卻不感榮幸，而是怨嘆道：「政府不然就不要算了，把它廢了，反正大家就忘了。又要把它擺在那裡，然後要死不活。讓國家電影中心的經費至少先提高到一年兩億，作為一個開始，趕快蓋一個片庫，讓片子有一個好的地方可以被保存，這麼難嗎？」
失落的電影與台灣紀錄
林老師對政府的厲聲責難自然是出自於他對台灣電影最深切的愛護，從去年起，他運用了中央大學文學院的資源，發起了數位修復影展，由於今年以華語片為主，則定名「華語數位修復影展」。只是，籌辦該影展無利可圖，幾乎純粹出自於一個電影推廣的心態來執行。
這次主要放映的經典華語電影，諸如【神女】（1934）、【小城之春】（1948）等片，都是中國電影資料館進行修復的電影。林老師表示，對岸目前完成修復的電影已逾三千部，一個計畫的經費就是兩億人民幣，相當於我國電影中心二十年的營運經費，而這次影展展映的作品就是陸方長期投入影片修復的成果。
回來談到台灣的電影修復現狀，林老師坦言，目前仍有七、八千部電影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由於電影中心的片庫並非專業片庫，經費又少，電影保存狀況難免大打折扣。近年像是胡金銓的代表作【俠女】（1971）和【山中傳奇】（1979）都已獲修復，那還是因為女主角徐楓捐款一千萬元才得以成事。而這筆錢等同電影中心一年營運的四分之一預算。
尚且不談五、六十年前的電影，林老師舉出，許多八○年代所拍攝的電影膠卷，包括侯孝賢在威尼斯影展揚名的【悲情城市】（1989）都危在旦夕。不過筆者在此也提出疑問，我國影史發展至今，真正必須被重金典藏的好電影，數量應該也有限。若是一些相較下品質並不出色的作品，難道也有被修復的必要嗎？
「沒錯，可能有些電影是粗製濫造隨便拍的。但是你知道嗎？我們現在看七○年代的電影，你會看到七○年代的台北。」林老師進一步闡述：「以國家電影中心修復的【彩雲飛】為例。片子一開始的時候，你會看到男主角跟女配角他們去現在的西門町，那個鏡頭是從高空照，你就會發現西門町那個時候還有一個圓環。就算是不好的片子，它都是當年的紀錄片。你會在裡面會看到很多當時的影像，跟照片是不一樣的，你看到的是一個動態的影像。」
林老師舉出台語片的例子，他說台語片當年可能拍了一千八百部，現存只剩兩百部左右，「這些當年可能是你的祖父母看的電影。這個是我們現在所謂的扼腕，很多電影就是沒有了。」林老師又說：「以前我跟一些台語片的明星吃飯，他們大概都七、八十歲了，他們都說自己演的片子當年多賣座。周遊說她演過一部片叫做【鐵樹開花】（1965），她也說當年這部片多賣座。可是現在沒有了，再怎麼講，也，沒有了。她說，我出一百萬，只要有人找到【鐵樹開花】，我給他一百萬。沒有了，沒有了就是沒有了。這就是一個歷史的一個遺憾。」
然而，並非沒有失而復得的案例。近年最轟動影壇的老片出土，莫過於何基明執導的【薛平貴與王寶釧】（1956），在那個資源極其匱乏，電影片廠由軍營、黨營、公營把持的年代，該片是第一部由台灣民間公司拍攝三十五厘米電影，更是首部台語電影。當時該片上映引發轟動，更掀起了台語電影熱潮。但隨後因為拷貝佚失，世人差點再也無法欣賞到它的風采。所幸在二○一三年被南藝大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師生尋獲，電影才總算重見天日。諷刺的是，現在得見的拷貝並非台語，而是在苗栗巡迴時被重配的客家話版本。不過也聊勝於無。
但林老師也坦承，由於民間保存環境多半惡劣，其實對於能否再次創造【薛平貴與王寶釧】的奇蹟，他也覺得機率甚低。最近一個案例，是一名據傳持有台灣首部動畫片【西遊記】的老放映師，未等候政府與相關單位確認，就將之扔進了垃圾車，讓人為之扼腕。林老師認為，無論機會再少，也不能放棄希望，但對他而言，類似事件也傳遞了一個明確的警訊：許多放映師與其子女未察覺到這些拷貝的歷史意義，貿然將之丟棄，說明了台灣電影教育未能落實大眾。
「我們的電影教育到底在哪裡？我們的政府看起來好像很重視，可是最根本的，就是我們的小學生在什麼時候會開始知道電影是怎麼一回事？膠卷是怎麼回事？知不知道電影的歷史？台灣以前是怎麼看電影的？法國就做的非常早，他們從小學就開始做。我們的政府說我們這麼關心電影，在教育上完全看不出來。」
近年台灣電影人時常感嘆，雖然就票房而言，在【海角七號】（2008）之後已經看似擺脫低谷，但產業本身仍體質不佳。創作深度與國際影展關注度不及新電影時期，產量與觀眾迴響也遠不如六○至八○年代的黃金時期。對此，林老師認為大家埋怨我們台灣拍不出好電影，其實可以從電影教育端來審視。他以冰島闖進世界盃足球為例：「大家突然發現冰島一個三十三萬人的國家怎麼這麼厲害，足球怎麼可以這麼強？你會發現他們的政府基本上在每個學校都安排了一個足球教練，蓋了大量的足球場，從小開始培養，這個就是足球教育。」
「回到我們的教材上，我們的大學裡面有沒有研究電影的科系？不是拍電影的，是研究電影的。我們有這麼多的中文系、英文系，甚至有歷史系、俄文系、韓文系，但我們沒有專門研究電影的系。你越說電影多重要，就越顯得一點都不重要。」
林老師進一步談到：「我們沒有一個電影研究所。照理來說，訓練出來的人就可以安排到小學當老師，但是我們沒有。假設我現在是台積電，我現在需要一個晶圓片的專家，政府就會安排培育人才。但現在提到電影，我們沒有一個人能把所有的精力放在研究台灣電影上面。所以真的也沒有什麼好太感嘆的，政府不要再去埋怨說為什麼我們拍不出什麼很好的電影，然後金馬獎上沒有台灣電影得獎就在那邊罵。台灣人現在到國外去讀一個電影碩士、博士回來，根本不知道要去哪裡找工作。沒有一個單位是讓他可以去當研究人員的，或者去當純粹的電影老師。這就是我們現在的現況問題。」
星星之火，熄滅或？
眼見林老師對台灣電影發展現況如此悲觀，不過仍不遺餘力的籌辦影展，是不是仍以推動社會關注電影教育為己任呢？林老師直言道：「沒有用，我跟你說，通通沒有用。這個就是我自己喜歡，然後願意花時間跟精力。你說他會有什麼效用？可能有吧！就是也許可能會有更多人看到。可是我們現在在講的不是那種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的，我覺得星星之火最後就是熄滅。你看台灣影展這麼多，如果辦影展能夠提高台灣全民電影文化的話，那我們現在應該是全世界電影文化最高的。我們影展這麼多，但其實就是一小群人在看。絕大多數的人，就是不曉得為什麼這些電影很重要，他們會說，為什麼你們這些人這麼瘋，一直去看這些可能會睡著的片？」
那究竟我們該從何改變台灣電影的困局呢？林老師不禁莞爾，冷冷答道：「除非每個人寫一封信給總統，我覺得只有總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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