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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愛再來的時候》(Gloria Mundi ,2019)的一開場,新生兒降生,但對於瑪蒂達與她的丈夫尼可拉斯而言,開心不過幾天,他們就得面臨現實生活的束縛。手腳不甚俐落的瑪蒂達在服飾店工作,而尼可拉斯則是收入穩定的Uber駕駛。原先生活還能勉強度過,卻在尼可拉斯被打斷手之後,而陷入苦景。
與此同時,她的生父丹尼爾出獄了。家人短暫重聚,瑪蒂達嘗試拜託同父異母的妹妹與妹夫為她謀得店長職缺,卻不受到理會。觀者可能感慨,明明是一家人,怎麼不團結?由此可對照尼可拉斯的窘境,將他手打斷的,正是反對Uber的計程車司機們。而屆齡退休的生母西爾維婭則被迫在公司內與主張罷工的工會對立。
即便立場不同,但沒有人意識到自己與彼此站在同一條船上。說片中有多少關係,就有多少對立。向來以關心法國底層結構問題的資深名導侯貝.葛地基揚(Robert Guédiguian)有意呈現的,正是這種弱弱相殘的恐怖。
在劇中,代表政府的公權力被弱化成監督市民不該邊駕車邊用手機,而倚靠剝削勞工牟利的財團,從未現身,卻是每個人畏懼十分的陰影。有人說葛地基揚是肯.洛區(Ken Loach),但我卻認為至少就本片看來,他對人性的描寫更為殘酷,更不妥協,幾乎難以見得理想主義下的「人性光輝」。
之所以如此說,正是葛地基揚強化了「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瑪蒂達因失業萬劫不復,但她與妹夫的外遇,卻令人弱化了對她的同情。而被戴上綠帽的尼可拉斯,卻因性情衝動而鑄下大錯,其罪孽亦難以讓人用「其情可憫」為由而勾消。但瑪蒂達能同理不惜偷竊維生的婦女,而尼可拉斯會淪落至此,也是因為他遭遇了仇恨式的行刑。
情感與關係之間不斷地拉扯,難以釐清。卻可清楚襯托出那個對人的處境視而不見的政府抑或神,葛地基揚曾說自己是一名無神論者,但我相信他同時也不相信有任何人能解救活在苦難的世人。只是故事所傳遞的訊息太簡化而赤裸,慢動作場面的運用也顯得廉價,雖非上乘之作,但對社會的寫實反映,仍值得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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